当前位置:首页 > 党员知识库 > 历史知识
最新信息
节目预告
最新视频
王右木在成都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
日期:2013-09-23   来源:成都党史网

在四川、在成都有组织地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其理论作为指导革命运动的先驱者是王右木。

王右木(1887年——1924年),四川江油人,早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组织的爱国运动,先后结识了李大钊、李汉俊、李达、施存统(施复亮)等。五四运动期间他回国返川回家,因其大哥是四川省议员,决定安排王右木接替他参加很有希望的省议员竞选,然而王右木对这个却不感兴趣。他告别亲人,带着全家到成都,受聘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四川大学前身),任学监(相当于后来的训导员)并兼授经济学和日语课程。他先后在高师附中、女子师范学校、政法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兼授经济学课程。王右木利用这些教学的机会,物色和联络青年积极分子。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教育学生关心政治,注意时局,多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他在和同乡、四川学生联合会主席张秀熟等谈话时说:要多学马克思主义,在家乡开创出一种新局面来。他在农业专门学校讲课时,针对当时一些空喊“实业救国”的论调,尖锐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实业就没有前途”。 他还说:革命运动要深入发展下去,必须抓住高师这支庞大的队伍,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用它来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因此,亟需要组织一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队伍。

1920年8月,陈独秀与李达、李俊汉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陈独秀倡导并委托各地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党的组织。暑假期间,王右木前往上海考察,了解到上海和各地筹建党组织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他受到很大的启发。

1920年冬,王右木在高师皇城明远楼建立起四川第一个学习、研究、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取名马克思读书会。这是五四运动以后,四川地区最早诞生的以学习、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的革命群众组织。读书会创建的初期,王右木主要是邀请亲朋好友及家乡在成都求学的同乡参加,首次集会约有三四十人之众,此后却日益减少,到了第四次集会时,只剩下几人了,而剩下的人并非他的亲朋好友。王右木意识到,干革命只靠亲友关系是不行的,于是,他便重新物色新分子,并对他们作一些必要的考察。

由于吸收会员时的审慎、严肃,着重挑选有革命热情的进步青年,先是以高师及高师附中的学生为主,渐渐地发展到成都的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甲种工业学校、华西大学、女子实业学校、农业专门学校、蚕桑学校等大、中专学校。后来又陆续吸收了不少的中、小学教师及少数工商从业人员。读书会也从最初的三、四十人发展到一百多人。

读书会的组织形式简单,大致按学校分成小组,每周集体活动一次。其学习方法是:一是自行阅读,无时间、地点限制。二是结合当时的社会问题分小组进行讨论,交换学习心得。三是结合学习的内容或配合五一、五四等重大节日举行大型的讲演会。

每周集会的地点不定,常在南门外点将台、老西门外万佛寺或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等地,有时也在王右木自己家里。总之,以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为主,每周都要变换一个地点。有时要举办大型讲演会时,则利用高等师范学校的致公堂。

当时学习资料比较缺乏,王右木则自费订购了《新青年》、《觉悟》、《东方杂志》等进步刊物,还手抄、油印《共产党宣言》供会员学习,并亲自给会员讲解。他给读书会员专题讲过《资本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精髓》等。

读书会员进行的理论学习和研究,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在玩弄新的词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找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核心。王右木和读书会员们竭力将理论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积极地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各种社会活动。如走上街头,到市场、茶园及群众广为集聚的其他场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抵制日货,声援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各种宣传讲演。还利用学界每年开运动会的机会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在运动场上写下:“东方三岛如弹丸,荡浪沧海间,神州健儿力拔山,踏破有何难!大家不相信,请来看!看!看!”以此来鼓舞人民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王右木在成都组织的马克思读书会,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团结大批的进步青年参加到革命运动中,促进了成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一批革命青年迅速地成长起来,为成都党团组织的建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到成都正式建团后,读书会仍继续作为团的外围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不断发展的同时,王右木感到光靠读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显然在范围、时间上都受到很大的局限,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他决定创办一个专门的刊物,进行广泛地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以动员更多的人投入到实际的革命运动之中。1921年1月,王右木自筹经费创办了《新四川旬刊》,该报倡言的方向是以“平易之自治建设”的言论以“供社会采摘”,“一面向社会指导建设途径,一面为防包办与利用起见”,对四川军阀借“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以压迫、剥削人民的罪恶 “铁面无私,痛下攻讦”,故该刊创办四个月后即被当局查封。此刊存在的时间虽然不久,但却表现出“有胆有识,识论精透”[1]。王右木和读书会员们,面对军阀的强权,毫不气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又一份更为激进的新刊物诞生了。

1922年2月7日,王右木创办的《人声》报问世,这是四川第一份全新的、公开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刊物。《人声》报的编辑部就设在王右木家中,他一身兼任社长、主笔、编辑,包括内外杂务都干,只邀约了刘先亮等三人组成的校勘和发行工作小组。为何定名为《人声》?用王右木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刊物的作用“应鼓动人民起来大声疾呼,提出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代表人民的呼声。”

《人声》报确确实实是代表了人民的呼声。在创刊号的《本社宣言》中,明确地宣称道:“这个小报的前身,便是去年死去的那个《新四川旬刊》”,而新创办的这份刊物“为全人类谋均等幸福”的“最终目的”却是“未丝毫改易。”并对“实际上所取”的“已略有不同”的“途径”作了一番自述,王右木在《人声》创刊号上,亲自撰写并刊登出旗帜鲜明的宣言称编者现在的最终目的和实现其目的的途径是:(一)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解决社会上一切问题;(二)对现实社会的一切罪恶现象,尽力地暴露和批评,以促进一般平民的阶级觉悟;(三)对现实的政治组织,不为妥协的改善方法;(四)注重此地的劳工状况,给彼辈以知识上的帮助;(五)注重世界各地之劳动界的进取状况;以为此地劳动组织之建设和修改的物质标准;(六)注意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状况和已有的成绩,以资我辈的讨论,或加入第三国际团体,作一致的行动;(七)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学术及实际的一切问题;(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宣言还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革命运动的行动指南和最终奋斗目标。这在当时的四川是独一无二的。

《人声》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每期均载有不同体裁的各式文章。《人声》报发表的新诗《‘新’与‘朽’之两不立》和《生日》,号召青年们,要抱“绝对改造的观念,”“把现在所有一切旧社会——腐朽势力所凭借的——制度,一齐打倒,作根本改造”,要歼我的仇人,救我的朋友!头可断,身可毁!再也不敢放弃这份人的责任。”《人声》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浅出介绍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理论;它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辉煌胜利,鼓动民众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它批判杜威、罗素、柏格森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和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实用主义观点,尤其强而有力地批判了曾在四川泛滥一时的无政府主义;它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军阀的罪恶,猛烈地抨击四川的“防区制”;它不但揭露和批判旧思想、旧制度,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社交公开,也探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诸问题。对于当时四川正在进行的自治运动,王右木也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和认真的总结,并给人们指出了新的革命道路。对四川的自治运动,刚开始时,王右木曾给予过一定的支持,但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王右木彻底地抛弃了自治运动,他在《人声》报上著文说:一年前他主办的《新四川旬刊》,曾认为自治的前提,首先在裁兵,于是登载过一位记者写的裁兵方案,谓:欲求军官不依靠军队为护符,必先求军官位置入手,务期军官与军队的多少,不生关系,然后分期遣散归田的事,方可有望。可是,一年多来,军人方面之自治,不过仅有换汤不换药的点缀,兵既不能裁,争夺防地也日趋激烈,谁有兵,谁就有权,议会的人不拥护军队的人,是当不上议员的。所以,说是人民制宪,不如说是军队在制宪。王右木由此得出的认识是:《新四川旬刊》记者写的“裁兵方案”完全是“告哀求怜”,简直是“说梦话。”他要求人民从现在起就“万莫去信那样能够裁兵的事,”更不要“迷信自治运动再会有望,”而应当另求新计划。在目前,我们共同起来奋斗的唯一目标,应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又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呢?王右木把社会主义的好处结合当时社会实际问题概括为七个方面,指出:社会主义,可免却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立可免除军国主义的压迫;立可阻止军阀构兵;可救济财政破产;可减轻人民的痛苦;可使人民的精神及物产生活渐次安固;可促进世界和平。[2]

这一时期有《人声》独树一帜地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革命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人声》报创刊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内,成都思想界仍然是比较混乱的,各种主义都在社会上流行,最有代表性和拥有较多青年支持的是无政府主义,连王右木也曾一度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五四前后,成都青年开始接触到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克鲁泡特金主张进化的重要因素是合作而不是竞争,因此人类社会应该发展成分散的、合作的社会,人们不受政治、宗教、军队的干预,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提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取消私人财产和不平等的收入,按需分配,主张脑力和体力劳动相结合。他认为要实现这种理想,需要从教育青少年入手,青少年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还要参加劳动和户外考察;主张对监狱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应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成都青年先后建立起无政府主义“均社”、“平平学会”等组织,创办的刊物有《半月》报、《警群》月刊等,他们宣称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无强权、无国家、无政治、无法律、无武力、无私产、无宗教、自由生产、自由消费、智能均等”的“平等、博爱、自由社会”[3]。这完全是中国古代大同世界的空想和西方乌托邦的结合的一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宣言。他们在《半月》报被查封后,又创刊了《平民之声》宣传无政府主义。《警群》月刊还出版了一个《克鲁泡特金专刊》,载有《克鲁泡特金所反对的》等文章,论述波尔扎维克(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不少涉世未深的青年们,认为克鲁泡特金主张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才是他们要去奋斗的真正目标,因而卖力地宣传无政府主义。青年们从根本上把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混淆,从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种种曲解,使真理和谬误界限不清。这就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成都的传播过程中,同无政府主义的正面冲突不可避免。五四运动前后,成都以及四川无政府主义有较大的市场和影响力。到了1920年秋,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和张东荪、梁启超等展开社会前途大论战中,王右木彻底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确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成都追求积极进步的青年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怪圈,王右木非常理解他们纯洁美好的动机,决定和他们中有代表性《半月》刊编辑同仁,进行一次深入地探讨,以帮助他们走出误区。一天晚上,王右木与读书会员、《人声》报同人刘先亮请《半月》刊的编辑吴先优等几位青年到他的办公室会谈,素来俭朴的王右木特地买了糖果招待,其合作之心甚为坦诚。经过一夜的谈判,由于吴先优等坚持其观点,王右木也不强加自己的观点给《半月》报年轻人,最后以“分道扬镳,互相协助”的协议作结。后来,王右木仍然继续对受无政府主义理论影响的青年进行帮助,还指导读书会员展开对他们的帮助,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实践,成都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绝大部分在实践中碰壁后,都先后转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上来了,其中不少的人后来成为成都和四川革命运动的坚强骨干。

《人声》报在成都的出版和奋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军阀和封建主义,一开始就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人声》报“语极离奇”,警告嗣后言论务求中心,不得再涉离奇,《人声》报发行到第3期时,四川省警察厅就以“言论纯为鼓吹社会主义而作”的罪名,勒令停刊,虽不久经王右木巧妙周旋得以复刊,但由于当局的不断迫害,再加上办报经费困难太大,出了5个月左右的《人声》报被迫停刊。《人声》报的出版发行,给成都乃至全川的革命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使青年们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概要和改革社会的正确途径。两届团委书记童庸生、蒋雪村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都深刻地谈到建团前受王右木和《人声》报影响的情况。张秀熟后来也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向导》周刊出版前,《人声》在四川起了它不可磨灭的战斗先进作用”。

王右木通过组织成立马克思读书会和创办《人声》报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唤起了人民的觉醒,同时,团结了大批青年在自己的周围,在成都培养了一批四川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实践者,这是成都也是全川现代史上一件了不起的、意义深远的大事。直接为一个组织性、纪律性强的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